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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因为要说其它的方面，他真的比常申凯差得不是一点半点。

    甚至说对于形势的判断，他也远不如常申凯敏锐。

    这个时候的汪季新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，以为自己为国家，为民族着想，所以说做的“和平大计”一出，到时候加上自己的影响力，只要自己登高一呼，肯定会四方景从。

    甚至于他和手下的那些人在与日本人的协定中，还制定了武装反叛的计划。

    可是，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历史，早就铸就了民族的灵魂，民族的脊梁。

    而且从历史上看，每当中华民族陷入生死存亡之际的时候，这几千年来的文化积淀，心理积淀，思想积淀，必将爆发出无穷的力量。

    丹心碧血，熠熠生辉。抛个人小怨，全国家大义；毁一家之私，固民族之基，已成为行动之准绳，全民之价值观，忠奸不两立。

    所以说汪季新等一伙卖国求荣之辈，又岂有不遭抛弃鄙夷的命运。

    因此当此人公开投敌之后，之前那些一直唯“汪副总裁”马首是瞻的一些军阀势力也是立即便对此人断绝了关系，甚至于还纷纷的讨伐了起来。

    因此汪季新的叛逃，也就那样吧！

    而且反过来说对于话，汪季新的叛国行为反而在客观上统一了国民政府内部的抗战思想。

    毕竟他在国党的时候，一些倾向和谈，具有投降主义倾向的人因有他这棵大树遮风，倒也敢鼓动口舌，招摇过市。

    可是一旦汪季新离开国党了，这些犬吠之辈，又怎么敢继续惹犯众怒？

    不过李维此时想的却是，自己要不要提醒一些戴立。

    说实话，对于汪季新出走这个事情，戴立执掌军统局，不可能会提前不知道。

    在说了，这个时候重庆的交通已经完全由军统局管制了，所有的人想要出境买飞机票都需要先登记，然后经过审查，核准，高级官吏更是要先经过常申凯亲自批准才行。

    可是汪季新带着许多人乘专机飞昆明，事先又没有政～府与党部给他什么任务，所以说戴立岂有不报告常申凯的道理！

    因此说汪季新是潜逃出重庆的，是根本就不可能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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